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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司法解釋的效力與功能

發布時間:2018-01-29 09:07 編輯:山東平和律師事務所 瀏覽量:

  [摘要] 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最高司法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的權力。司法解釋在我國的法律解釋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司法實踐中體現出普遍的法律效力。本文首先從司法解釋的含義和主體方面開始分析,然后結合相關法律規定進一步分析司法解釋在我國的法律效力問題,最后,通過對司法解釋的功能及其完善作出了詳細論述,指出司法解釋不僅可以明晰法律規范,彌補法律的漏洞,為立法工作提供指引,還能夠統一各級司法機關的法律適用,蘊含著能動司法的精神理念。司法解釋有助于樹立司法機關的權威,推動我國的法治建設。

  司法解釋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司法審判中體現出普遍的法律效力。“任何審判活動都必須以理解、闡釋法律文本為前提,否則立法機關所創立的法律規范便不能在司法活動中貫徹實施。”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只有那些以某種具體和妥切的方式將剛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偉大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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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釋的基礎性理論

  司法解釋在本質上屬于授權性解釋,是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予最高司法機關解釋權而形成的一種有權解釋。根據國內學者的表述,“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在實施法律過程中,對如何具體應用法律問題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我國法律對司法解釋的制定主體作出了明確規定,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于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規定:“凡關于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進行解釋。”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頒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于法院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198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第33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司法解釋的制定主體經歷了從一元化到二元化的轉變。司法解釋的主體具有特定性,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對于審判業務和檢察業務中出現的法律適用問題才具有司法解釋的權力,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都無權進行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的效力

  我國憲法和法律并沒有對司法解釋的效力進行規定。從目前中國的司法實際來看, 司法解釋顯然起著和法律同等重要的作用, 是法官審理案件的直接依據。

  (一)理論界對司法解釋的效力存在爭議

  法學理論界認為,廣義上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約束力和強制力;狹義上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生效范圍或者適用范圍,也就是指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非規范性法律文件是適用法律的結果而不是法律本身,因此不具有普遍約束力。”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如果說具備普遍意義上的法律上的約束力和強制力, 則司法解釋屬于法律規范性文件, 屬于‘法’的范疇;如果司法解釋只對特定的人和事具有法律約束力, 則不屬于‘法’的范疇。”很顯然,我國的司法解釋不屬于這里“法”的范疇,但在實踐生活中卻發揮了“法”的價值。有學者指出,“如果說這種意義的法律解釋不可避免的話, 則它所具有的普遍的法律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則是沒有充分的正當的。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限于其個案的范圍, 其對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對某一個個案有法律約束力。”

  (二)我國對司法解釋效力的規定

  1.憲法、法律對司法解釋效力的規定

  縱觀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具有解釋憲法和法律的職權,但憲法條款并未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釋的效力進行規定。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如何引用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批復》規定:“······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均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貫徹執行各種法律的意見以及批復等,應當貫徹執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

  2.最高司法機關對司法解釋效力的規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工作規定》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并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抗訴書等法律文書中, 可以引用司法解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 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司法解釋施行后,人民法院作為裁判依據的, 應當在司法文書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時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釋作為裁判依據的, 應當先援引法律, 后援引司法解釋。”還規定了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和“批復”三種。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作的解釋范圍應當限制在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適用問題,但縱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實際范圍并不限于此。

  可以看出,憲法和法律并沒有關于司法解釋效力的規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中規定了司法解釋具有法律的效力。憲法、法律也沒有對司法解釋能否成為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依據作出明確規定。

  對于一些法律的出臺,最高司法機關隨即出臺針對該部法律的整部司法解釋,這是抽象性的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體現出普遍的法律效力。筆者認為,司法解釋的普遍約束力應當僅僅局限在抽象性司法解釋的范圍,法官在裁判文書的制作過程中可以直接援引司法解釋,作為裁判的依據。

  最高司法機關進行司法解釋以來,其范圍經歷了從對具體案件的批復發展到對于法條的解釋,實踐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對法律規定進行解釋, 在世界各國的司法解釋實踐中都獲得了普遍承認和適用,“所有國家的司法機關都把實現立法原意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和司法目標。”盡管沒有憲法和法律的明確規定,但我國學者和司法實務部門都對司法解釋的效力作出了肯定的評價。最高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對法律規則適用到具體案件中的標準作出規定,并沒有脫離立法原意,甚至竭力向立法者的本意靠近,以避免各級司法機關適用法律的非統一性,因此,應當賦予其普遍的法律效力。

  三、司法解釋的功能定位

  任何一部法律的實施難免會與具體的案件之間存在著隔閡,法律是抽象出來的規則,法律規范不可避免的具有模糊性和原則性。法律這種一般性的規范與特殊性的案件之間只是無限的接近,并不是完全一一對應的關系,因此,法律解釋存在重要的價值。

  (一)明確法律規范,填補法律漏洞

  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但法律具有很強的穩定性。立法者制定出一部法律之后不可能朝令夕改,可以說,任何一部成文法的制定都難免帶有一定的滯后性和不周延性,適應不了新情況的變化。還有相當多的法律、法規帶有很強的原則性,實際操作性較差,法律在適用于具體案件時,可能會產生立法者無法預料的問題,這對于案件糾紛的解決起不到實質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處理涉及到剝奪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時,因此更加需要在法律規定較為模糊的情況下進行充分、明確、具體的解釋和說明。比如刑法條文中規定的“犯罪情節輕微”“情節惡劣”“數額較大”“數額特別巨大”等,如果缺乏具體的規定,就會造成法官適用刑事法律的不確定性。此時,最高司法機關在立足于立法原意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司法解釋對于案件的審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盡可能避免法律適用的非統一化。

  另一方面,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特別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我國的立法還很不完善,缺乏具體、明確的法律規定,甚至一些立法本身存在一些問題,這嚴重的阻礙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于貿易領域適用法律的問題及時作出闡釋,對法官解決貿易糾紛案件起到了指引作用,這充分的體現了司法解釋的靈活性以及社會適應性。

  (二)為立法工作提供便利條件

  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前瞻性和指導立法的功能,任何立法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總是對社會發展過程中以及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的概括和總結,通過立法程序使其上升為國家的法律。司法解釋對于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和新情況進行法律適用方面的說明,為立法活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司法解釋的“準立法性質”在一定程度上為立法機關的正式立法提供了經驗性指導。由于一些司法解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進行一項新的立法活動時,有利于保障立法的質量,同時還可以節約立法成本和減少立法的阻力。此外,該部新法在頒布之后,也便于司法機關對法律的具體實施和落實,促進我國法律規范與法律適用之間的統一。

  (三)統一各級司法機關的法律適用

  “各級司法機關和參與案件審判的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都會存在對法律的理解和詮釋問題。”由于法官的職業水平、法律知識素養以及對法律的理解不同,針對法律的同一條文,在適用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差異,進而導致某些相似的案件也可能出現不同的判決結果,這顯然不利于法律適用的統一。通過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能夠為各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提供統一的標準,最大程度上實現法律的統一性。比如,地方人民法院在審判業務的過程中遇到一些疑難復雜案件,會主動的向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請示,最高人民法院對此作出的批復能夠為申請批復的人民法院提供引導,以便及時對案件作出判決,與此同時,該批復對于其他的法院也具有參考價值,保障了法律適用的連貫性和司法判決的統一性。

  (四)體現能動司法,樹立司法權威

  “司法能動主義的基本宗旨就是, 法官應該審判案件, 而不是回避案件, 并且要廣泛地利用他們的權力, 尤其是通過擴大平等和個人自由的手段去促進公平。”西方國家的司法能動主義主要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來體現。雖然我國的法律未賦予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權力,但并不影響我國司法機關發揮司法的能動性。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地利用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對法律條文進行說明和解釋,發揮其能動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最高司法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使其所作的解釋成為各級司法機關適用的標準,這也體現了能動性司法的理念。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的各種文件中并沒有直接使用“司法能動”,但通過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依然可以看出其追求能動司法的意志和愿望。另一方面,實踐中認可司法解釋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能夠增強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心,進而樹立司法權威。

  四、司法解釋的完善和優化

  有學者主張,“司法解釋應嚴格限制在個案解釋的范圍, 不能超越一個個案而進行規范性的解釋,即‘立法化解釋’,司法機關‘具體應用’法律的理解, 應嚴格限制于司法機關處理的個案中,嚴格限制于‘個別性解釋’。”盡管對于司法解釋褒貶不一,但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司法解釋具有多種功能,存在著自身的合理性。為了使司法解釋迎合法治建設背景下的需要,在實踐的操作過程中需要對其作出進一步的完善。

  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在于民主性。首先,提高司法解釋的制定水平。司法解釋內部應該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定流程,根據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進行研討。在制定司法解釋之前,應該借鑒立法的經驗,召開座談會,廣泛征求專家學者、司法實務部門以及社會群眾的意見,提升整體的制定水平。其次,加大司法解釋的宣傳力度。司法解釋制定出來以后,要及時公開,充分地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網站、報紙和新聞媒體等多渠道進行宣傳,實現司法解釋的公開化、透明化和民主化。再次,由于社會實際的變化、發展,我國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釋,針對同一問題可能存在不同的新舊解釋,因此,司法解釋內部應當規范清理的過程,同樣可以比照法律的清理來進行,在一般情況下,遵循不溯及既往的效力。最后,司法解釋應更加接近立法原意,逐漸靠近立法的理念。“司法解釋不應是原有概念的簡單重復,應是原有規范的明確、充實與完善,這是解釋的題中應有之義。”

  司法解釋的普遍效力決定了它本身必須是良性的,否則便會對于司法實踐造成負面的影響。只有立足于立法原意,并且細致的揣摩立法者的意圖,司法解釋才能一直處于法治建設的正軌上。

  結語

  司法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司法實踐中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在我國,司法解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明晰法律規范,彌補法律的漏洞,為未來立法提供指引,還能為各級司法機關的法律適用提供統一性標準,體現了能動司法的精神。在未來的法治建設大潮中,司法解釋憑借自身優勢,將會進一步彰顯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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